乡村儒学遭“谁来教”瓶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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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记得2013年,我们在山东北东野村开始实验儒学讲堂。第一堂课,老乡们都入座了,村里接待我们的支部书记,开场白第一句话就是:‘大家坐好!下面请教授给我们讲讲孔老二!’这就是挨着孔子出生的‘夫子洞’不到一千米的一个村儿,支部书记说的话。这并不赖他,他不是不尊敬孔子,而是那代人经历过‘文革’之后根深蒂固的意识。”尼山圣源书院前常务副院长王殿卿,在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学术研讨会上的这段发言,形象地呈现出当前开展乡村儒学行动之现实环境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、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、尼山圣源书院、云深书院联合主办的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学术研讨会近期在北京举行。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南京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儒家学者和从事乡村研究的专家,以及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广东等地的乡村儒学一线实践者共80多人参加了会议,从理论和经验两个维度全面研讨复兴乡村儒学、挽救乡土文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。这一会议的独特意义或许还在于,当前如火如荼的儒学复兴浪潮中,仍有这样一种观照乡村与底层的声音,在心系庙堂的政治儒学、消费文化的国学产业之外,致力于开拓新一轮乡村建设之路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合影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合影。

为什么要推广乡村儒学?

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张玉林认为,近代以来,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“贱农主义”的思想,具体是指以农为贱的观念、话语、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。它表现为压制农民的权利、贬损农业和农村的价值,从文化上否定、从物理上消灭农业、农村和农民。作为普遍的社会观念,贱农思想被包括年轻一代农民在内的国人普遍接受,构成了剪不断、理还乱的“三农问题”的思想根源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员赵法生认为,近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于乡土文化反复而剧烈破坏,导致了当代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和信仰真空。加上过大的城乡差距,年轻人一代代离开乡村,乡村已被传统和现代文明同时抛弃,出现这么多老人和留守儿童自杀并非偶然,它反映出某些乡村现状可用“人道灾难”来形容。因此,当前乡村的文化重建需要输血式的急救,以挽回乡土文明的生机,这正是乡村儒学的初始动因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现场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现场。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教授、尼山圣源书院前院长牟钟鉴看来,乡村儒学不仅开辟了儒学新阶段,也开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,这一运动的意义可能需要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去证明。他认为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新文化运动,第一次是“五四”运动,吸收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成果,主要口号是个性解放,是一种理性的启蒙。“五四”运动推动中国进步的积极意义不能否定,但它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极端化,产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。第二次就是当代新文化运动,主要使命是创新儒学。它不仅仅是理性的启蒙,更是道德的启蒙,不仅限于精英层面,而且要普及到民间,来重建社会共同体,包括民间的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。传统民间社会本来有一套自治系统,历经冲击现在没有了,加上市场经济的挑战,如何重建民间社会是一个严峻的任务。他还强调:“在中国,如果农村不复兴,整个中华民族不会复兴;如果农村文化不复兴,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会复兴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也认同这一观点。他在发言中指出,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农立国,尽管到了近代发生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——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的社会,政治制度、教育制度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——但是,乡村依然是城市的根,乡土文明依然是城市文明的根,乡村儒学依然是城市儒学的根。这种“根”的感觉是由我们的历史传承、文化积淀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。李存山认为,如果乡村凋敝,成为文化的“荒原”,那么中国的工业化、城镇化就不能健康发展,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“异化”,成为一种反对人本身的力量。我们需要一个有中国文化特色、符合我们中华民族性格的工业化、城镇化。所以,“我们的现代化还是要接上乡村这个根,要护持这个根。只有根深,才能叶茂。”

如何推广乡村儒学?

众所周知,1930年代,以梁漱溟为首的一批文化人,在山东邹平等地进行了为期七年的中国乡村改造运动,即:乡村建设。梁漱溟嫡孙梁钦宁在会上提及梁老有言:“所谓乡村建设,实非建设乡村,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,或可云一种建国。”背后的逻辑为:“乡村建设绝不是一村一邑的建设,而是为了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。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……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。”只有乡村有办法,中国才算有办法。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,试图立足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,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,从农村入手,以教育和合作为手段,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动力,创造新文化,救活旧农村。梁钦宁认为其中值得当世人借鉴之处有:一、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,主动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;不夜郎自大,不唯我独尊。二、尊重规律,循序渐进;不急于求成,不急功近利。三、尊重人性,以人为本;不自以为是,不强众从我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现场。

“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”研讨会现场。赵法生的建设性思考则从精神信仰的层面切入,指出传统中国的乡土信仰是由私塾、宗祠和民间信仰构成的复合精神系统。其中私塾的作用在于传播儒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提供了乡村最基本的文化服务;宗祠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建构,是传统国人通过祖先膜拜以敬宗收族的精神依托,也是传统婚冠祭丧等各种人生礼仪活动举行的场所;原先遍布于乡村的土地庙、五道庙、关帝庙以及自然神灵崇拜,与佛道教和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一起,构成了传统乡村人生意义系统的第三个重要向度。而在近代革命运动中,以上三者同时被摧毁,传统伦理被完全否定,使得乡村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与方向。由于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化,完全恢复以上三种文化建制已经不可能,乡村儒学讲堂则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替代或者超越以上三者,实现乡村学堂、祠堂和教堂的三堂合一,实现乡村信仰形式的现代提升和转型。他基于近些年亲身参与书院建设的丰富经验,相信鉴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释道合一的悠久传统,只要路径合理,在乡村社会发展出一套具有更高公共性、人文性的乡土信仰体系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赵广明,以近代英国基督教的卫斯理宗教复兴运动为例,为乡村儒学提供启示。他指出,18世纪的英国和当下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有颇多相似之处。当时英国比法国的社会问题更严重,但却避免了摧毁社会秩序的法国式革命,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和平过渡,卫斯理宗教复兴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作用重大。面对资本急剧扩张、社会严重两极分化、社会底层深陷身心困顿和贫困、道德沦丧、礼崩乐坏的英国困境,卫斯理和他的伙伴担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重任,他们从义理和事工两个层面着手:首先,重新阐释《圣经》神学,特别强调自由意志和信仰自由,贯彻自由宽容思想;高扬理性,坚持理性在信仰中的基础地位。赵广明认为这一点对儒学传统文化的复兴生死攸关,若固守传统,不从传统经典和义理中重释衔接于自由、理性、权利等现代含义,儒学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其次,全方位进入社会,从心灵、教育、出版、医疗、经济等各方面服务社会,特别是底层社会。以自由、宽容、仁爱、慈善为本,卫斯理教派成了“穷人的教会”、“社会的宗教”,使自由、理性、权利充分与社会现实及其传统有机融会,帮助英国社会身心安顿,避免了一场比法国革命更有理由发生的革命。由此而来的启示是,儒学复兴和乡村儒学活动在理念和行动上都应该强化:以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为服务目标;不止于道德教化,而是全面的身心以及社会和经济关怀,为此应该广纳、借助各种宗教、思想、精神成果,也就是不止于儒学资源;除了思想资源上的扩展,更需要现实的人员、组织、机构之载体的培育与落实,这方面需充分借鉴卫斯理教派及其他宗教,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胜任这种伟大的社会服务与教化。儒学的复兴,与自由、人权等中华复兴应该是一回事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传芳研究员则强调,在现代社会复兴儒学应注意以下三点:一要有世界历史眼光,即不只是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,还要看到世界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;二要有选择地继承我们的传统,即那些富有内在生命力和恒久价值的传统精神;三要寻找传统文化的生长点,使其与现代价值融通对接,成为现代化的助力。她把以上三个维度概括为:看世界、续香火、接地气。

一线实干者发声:乡村儒学目前存在哪些挑战?

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人力资源的缺乏。在“国学热”的当下,资金其实并不是最短缺的,谁来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现已颇具规模的尼山圣源书院,采取的是学者带头讲课、同时培育当地志愿者的形式。在最初起步的时候,来往路费、给村民的课本和小礼物、捐助村里孤寡老师和留守儿童的款项,都是学者志愿者们自掏腰包。用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的话说,这些志愿人士都是“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人”。如今资金问题已慢慢得到缓解,而拥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们正是书院的最大财富。

河北邢台根源书院院长成易在会上发言。河北邢台根源书院院长成易在会上发言。

河北邢台根源书院院长成易在会上发言。河北邢台根源书院院长成易在会上发言。河北邢台根源书院院长成易,曾在当地一个村里凭一己之力推广儒学,他的方式简单到略显朴拙:给村民讲课,和村民共同生活,以个人的修行躬亲示范——这一住就是八年。他坦言自己只有初中学历,并非儒学的研究者,对会议上诸如“人民儒学”、“乡村儒学”、“民间儒学”、“行动儒学”、“社会儒学”、“市场儒学”、“政治儒学”种类繁多的名词和理论颇感陌生,但他就做两个字:学儒。即学习儒家怎么样成圣成贤,实实在在去践行。成易还把时下号称儒学的,归纳为这样四种:第一个叫“儒学”,就是专家学者厘清概念、书写论文;第二种叫“演儒”,就是在墙上刷上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字,学校里穿起长袍马褂,会鞠躬、会回家给爸妈洗洗脚丫子了,那是表演;第三种是“坑儒”,很多商人把儒学催化为一种疯狂收费的产业化的教育,而不再是“教化”。第四种就是他要做的,在专家理论的基础上“学儒”,“看看古代那些大儒,为家乡、为人民、为我们的世界舍身忘己做了什么”,要学他们而不光是谈他们。他呼吁不要把责任外推,当你能够告诉天下人“谁不做?我也做!”的时候,你就做成了。据悉,成易并非住村推儒的唯一例子。福建霞浦好几个村子已经坚持十六年,并且机制化了,村民还自己出钱建了若干乡村儒学讲堂(他们称为“儒道堂”),主讲儒家,也讲点佛陀学,活动踏实有效,教化效果明显。出席会议的儒商代表、武汉云深书院创办人孙兴建也投身儒学事业多年。他在采访中从自身经验谈起,认为民间儒学发展,第一要有深入的学术研究,这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指导。其次要和日韩做一种横向的比较,因为他们的文化没有被打断,可资借鉴。第三,民间推广要和政府力量进行结合,尽量得到政府支持,因为政府掌握大量资源,比如现成的一些公共空间(如图书馆、博物馆)可以利用起来办活动,可行性强、效率也高,不用自己再去买地征地从头开始。孙兴建还建议,儒学推广首先要有一些试点,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再去推广,不要一下子大面积摊开。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问题,单讲道理没什么说服力,当取得一定的效果、有了成功的先例,推广起来也比较容易说服他人接纳。要让公众看到儒学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积极影响。说起乡村建设,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去年一度成为热议话题的“碧山计划”。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,他表示去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的会议上听过碧山经验。“碧山经验,如同它的名字一样,听上去令人神往。”他认为从艺术角度切入乡村建设,固然有其意义,但离目前乡村的现实存在不小距离,非目前乡村建设之急务。在他看来,信仰真空、人伦瓦解、秩序解体,才是乡村急需解决的问题。时至今日,许多人开始再度关注乡村,其认识与手段各异,因为所见不同。赵法生强调,当代乡村最需要的是信仰重建和秩序重构,如此方能切入乡村问题的核心。相较而言,碧山模式的小布尔侨亚的色彩有点浓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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